贾易道：“臣那时不在言职，不曾听说。”
太皇太后冷哼一声，道：“那就去听听。”
话音刚落，殿中侍御史杨畏接着出列启奏道：“臣私下听闻两浙水灾，只有苏州、湖州、秀州三州受灾最重，常州、杭州二州受灾最轻，其他三州之地亦有轻重不等的灾轻。如今传言者有的说水灾很严重，无可种之田；有的说地势高的田地无水，地势低的田地水也退去，自有可种之处，众说纷纭纷。臣前天上朝，恭闻太皇太后因为此事忧心。退朝后，加以审察，听说就是这样，并非苏子瞻所说的那样严重。”
苏轼心系百姓，担心太皇太后轻信贾易、杨畏之言，不赈济杭州，那么到时杭州必定饿殍遍野，惨不忍睹，但此刻又不能打断杨畏，只得耐心地听其继续说着：“臣觉得应该让本路钤辖、转运、提刑，以及苏州、湖州等五州根据水灾情况，各村有无被淹房屋、溺死人口，以及是否真的地势高的田地无水，水是否退了有可耕之地等如实禀报。如有官员谎报，就对其予以降黜。朝廷近日派遣使者，支拨斛斗一百万，见钱、度牒约计二十万贯，实在不少，臣感觉用不了这么多。假如今年不能耕种，秋天无所收获，那么距离食物匮乏需要朝廷赈济的时候还长着呢，不如先让负责赈济的官员对稍微大一点的赈济举措向朝廷汇报，等取得圣旨再行赈济。”
苏轼终于忍无可忍，强压心头怒吼，启奏道：“启禀太皇太后，苏伯固不过是一名官职低微的杭州监税，却跳过知州、通判直接给我寄信诉说灾情，足以说明此时杭州百姓正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他是为民心忧，情急之下才如此。按照贾明叔和杨子安所言，朝廷下诏，诏书再送抵两浙西路诸州最快也要一个月，再命官员们走访调查，然后层层审察，层层汇报，最后将奏章送回京师，一来二去，等朝廷再行赈济，为时晚矣！”（苏坚，字伯固；贾易，字明叔；杨畏，字子安）
给事中范祖禹启奏道：“启禀太皇太后，唐代宗大历年间，霖雨不断，损坏庄稼，渭南县令却说全县境内没有受灾。唐代宗派遣御史查考实情，发现庄稼受损三千余顷。唐代宗长叹一声，说‘县令掌管治理一方百姓，庄稼没受损都应该说受损，见到百姓受灾，怎能如此不仁而瞒报呢！’于是将渭南县令贬为南浦县尉。唐德宗正元年间，江、淮发大水，宰相陆贽请求朝廷派遣使臣前去赈济抚恤，唐德宗说‘听闻那里受损比较轻，朕准备命人商讨优恤之事，以免被奸人欺骗。”陆贽上奏道‘耗费财物是为了收买人心。只要没有错用人才，何必担忧财物被浪费呢！”于是唐德宗遣使赈济水灾……”然后他又举了唐宪宗元和年间，南方旱灾，宰相李绛劝说救灾的例子后，对太皇太后道，“古之人君听闻有灾害，只责备官员不言，唯恐救灾吝惜经费而达不到效果。陆贽、李绛乃是唐朝的贤相，亦相信本州刺史奏报，厌恶官员故意将此事说轻些，以缓君心之忧。官家、太皇太后身为天下人的父母，怎能忍心吝惜财力而见死不救呢！
他微微停顿，感觉刚才情绪太过激动，说话有点过了，于是换了个方式继续说道：“就算官员上奏灾情言过其实，用的赈济之物多了，此乃小过，应当忽略不问，以救人命。如果因此惩责一人，那么从今往后官员必以此为戒，坐视百姓之死而不救。再说了，不是还有监察官员，如果真的谎报，人言相传，岂能遮掩？到时候台谏官风闻此事上书弹劾，朝廷再予以考察治罪，为时不晚。”
范祖禹说完后，谏官郑雍、姚勔也相继表示风闻过两浙西路诸州的灾情，确实如苏轼前天所奏那样十分严重。
太皇太后沉默片刻，道：“灾情刻不容缓，朝廷应该先行赈济，以拯救万民，其他事容后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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