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商族可能很早就与在青州地带活动的东夷族群有密切接触，但突然热闹起来的对本地东夷部族的频繁侵扰和占据，还是有个明显的时间线。对比古文献，元帅和彭不悔都推测这种情形应该与仲丁时期的局势变化有关系。东夷很多部族是商汤的灭夏盟友，所以商初的主要精力可能未放眼于东方，根据古文献的相关记载，商朝建立后大致历经了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王的强盛或稳定（这一时期名臣伊尹在世），而在雍己（第8任商王）时“殷道衰、诸侯或不至”，或许在这段时期东方诸侯对王朝的态度有了变化。
“古本竹书纪年”载：“仲丁即位，征于蓝夷。”“河亶甲整即位，自囂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人族后代对此记载更为详尽，应该是从夷夏之分道统上着眼，却也留下了东夷势力十分强大的印记，《后汉书东夷列传》云：“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叛），三百余年。”又引《竹书纪年》曰：“武乙衰敝，东夷濅盛，遂分于淮岱，渐居中土。”
仲丁、河亶甲兄弟正相当于大邑商势力第一波退潮，东夷各族开始集体反扑之时，仲丁时代的两件大事一是迁都于嚣（即郑州商城），一是对东方的“蓝夷”开战。“蓝夷”应该是“莱夷”的异写或讹文，这个族群的强大一直闻名于古书，直到周初“莱侯”还敢于和新朝册封的强大齐侯（吕尚）争营丘地，《史记齐世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而且从考古线索来看，莱人强盛时期的地盘很大，并不局限于胶莱河流域（古称胶莱河为胶水），更不是迁都于龙口（旧称黄县）的“东莱”。
元帅认为莱人很可能就对应着著名的莱夷集团，这个东夷地方文化圈的分布区域以弥河和潍河流域为主，东可抵胶莱平原西部，向南进入沂山北麓一带，西到淄河流域；而更偏东的胶东半岛腹地当年应该是嵎夷（也作禺夷、隅夷或于夷）的基本地盘。所以古书记载莱人主动攻击商朝（即“蓝夷作寇”）很可能是有依据的。而仲丁迁都（由偃师之亳东迁到郑亳或嚣）很可能也正是为了对付莱人的作乱。“征于蓝夷”显然是反击乃至商朝发起的重大攻势，至于仲丁的战果如何古籍没有谈到，但从河亶甲征蓝夷看似乎仲丁没有解决问题，而河亶甲有余力再征班方倒暗示取得了对莱人战争的一定胜利。
莱人后来可能在商朝压迫下才退居到潍坊一线，或许还兼并整合了其东邻的“嵎夷”。按照《后汉书》“蓝夷或服或叛三百余年”的说法，直到商末莱人也没有向商人彻底低头。至于“班方”的所在，因线索太少目前不容易判断，一般意见认为这个方国在商王畿的东南方向。河亶甲迁相（一般认为在内黄境内）大概也是为了方便指挥对东方战事的需要，这里比“嚣”（郑州商城）更靠近战区。整个商代，商人对山东南部的控制似乎不及对北部，线索也不是特别清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从滕州境内发现的密集商文化遗迹来判断，商王朝曾经以滕州为中心专力经营古微山湖以东地区。
元帅对此分析认为，大邑商的胃口太大，对东夷的强烈镇压手段普遍激起了不满，骁勇善战的翔族后裔对此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抵抗，所以商人势力在鲁中南总体上呈现出时进时退的特点，起点大致为菏泽安邱堌堆，途径济宁潘庙，东线的稳固据点为滕州地区，商末才由汶泗流域推进到沂沭流域。所以可以基本断定，商朝灭夏后不很久就已经将触角前伸到滕州一带。殷墟时期，商文化在汶泗流域已经相当稳定，但沂沭河流域发现的商文化遗迹不仅数量很少而且相当散乱。总体来说，商朝势力在晚商及商末曾经推进到沂水流域，但很不稳定，基本上没有越过蒙阴-费县-苍山-郯城一线；而汶泗以东至沂沭河之间为商势力与东夷土著激烈争夺的地带或缓冲区。
这部分地区，恰恰是传统上翔族里比较尊贵的天翼一族的居住地，尤其是郯城所在，乃是翔族神皇，少昊所居之地，所以对大邑商的渗透和进攻，非常不满，大邑商也实在无法撕破脸来，对还有名义上神皇传承的郯人摆什么王庭的架子，还能保持威慑而已，所以大邑商的兵锋止于此。
郯传为东夷少昊氏后裔。少昊氏为相当于神族时代的传说人物，已姓，名挚，因此，郯城亦为已姓。另据《汉书•地理志》载：“少昊后，盈姓。”盈即“嬴”，因此，一说郯为嬴姓。郯是个文化较发达的小国。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朝鲁，昭公设宴招待，鲁大夫昭子问他少昊氏为何用“鸟”名官。他回答说，以前黄帝受命时，有祥云之瑞，所以以云纪事，以云名官；同样的原因，炎帝以火纪事，以火名官；共工氏以水纪事，以水名官；太昊以龙纪事，以龙名官；少昊挚即位时，凤鸟适至，所以以鸟纪事，以鸟名官。接着，郯子历述了各种用鸟所名之官的职责：凤鸟氏为历正，掌历法；玄鸟氏掌春分、秋分；伯赵氏掌夏氏为司徒，掌教化；鸠氏为司马，掌法制；鸬鸠氏为司空，掌工程；爽鸠氏为司寇，主刑罚……。这件事被人族大陆孔子知道了，那时他才27岁，便趋访求教。孔子对郯子的议论非常佩服，对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意思是说，周室衰微典章制度已经残阙，而像郯这样的偏远小国，却能把一些传统文化知识保存下来。而郯子所说的实际上反映了远古时代的翔族统治天下神州的真实历史。</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