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牙建立齐国后首先以法治国，安定民心。司寇营汤阳奉阴违，受贿害民，并妖言惑众，宣称要以所谓的“仁义”治齐，姜太公便令人把营汤斩首，以正政令；[31]东海上有被时人称为“贤人”的狂矞、华士兄弟，不向天子称臣，也不为诸侯做事，以不合作的姿态和平对抗新生的齐国，姜子牙认为他们自私自利，不为国家尽义务，是“害群之马”，就下令诛杀他们。[32]一时间齐国再也没有违抗命令法规的事情了，混乱局面迅速得到了安定。仅仅五个月姜子牙就去向周公“报政”，即向周公汇报其安邦定国的政绩。姜子牙政治上推行尊贤尚功的政策。就是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吸收大批当地东夷土著中的人才加入到齐国统治阶层，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用其所长，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积极创造性。这一用人路线打破了西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姜太公还把用人提升到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提出“六守”、“八征”、“六不用”的人才理论。实践证明，他的用人思想不仅开创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人才使用先河，也为后来齐国称霸列国奠定了基础。
文化上推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开明政策。“俗”指“夷俗”，即当时当地东夷人的生活方式；“礼”指“夷礼”，即当时当地东夷人的礼仪制度。太公认为，如果在齐地强力推行周礼，容易产生民族矛盾，不利于治国安邦。经过再三斟酌，他决定从齐地实际出发，从俗简礼，不强制干涉，且务实地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周礼的新制。
据《汉书地理志》载：“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盐铁论》则说：“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姜太公自齐国初建时就因地制宜，在注重发展黍、稻生产的同时，利用境内矿藏丰富、鱼盐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冶炼业、丝麻纺织业、渔盐业等手工业；还利用齐国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传统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货的外贸政策。在这种“农、工、商”三宝并举的宏观战略指导下，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鱼盐流通列国，诸侯纷纷前来朝拜，齐国逐步由偏僻荒凉的小国穷国发展为雄居于东方的大国富国。
姜子牙封齐建国后，相当多的时间是在镐京做周朝中央政权的“太师”，辅佐外孙周成王姬诵、重外孙周康王姬钊。他的大儿子齐丁公姜伋，也没有到临淄治理齐国，而是一直在镐京担任虎贲氏之职，统领着王宫卫戍部队。
齐国开国后的三十余年，营丘基本上由姜太公的三儿子丘穆公镇守。成王时期，管叔、蔡叔、霍叔“三监之乱”，淮夷、徐夷、“殷东五侯”起兵反周，姜太公父子辅助周公旦，或坐镇京都、运筹帷幄；或领兵东征、冲锋陷阵；或左右呼应，东西夹攻，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为二次安周立下了赫赫战功。再后来，周成王去世，姜子牙父子又接受了成王托孤的遗命，担负起辅佐太子的重任，后又与众臣一起扶立太子姬钊登位，史称周康王。
周康王六年，姜子牙卒于周首都镐京，岁寿139岁，子丁公姜伋继位。齐丁公姜伋继续辅佐周康王，成为仅次于首辅召公奭的次辅，并掌管周王朝的精锐部队三千虎贲，保卫丰镐。
事实很清楚了，原来太公姜尚，一直是武王真正的托孤重臣，真正掌握大周禁卫力量和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是太公姜尚和其儿子。虎贲是大周灭商的主力部队，其数量只有三千，其中两千多还来自百濮之国，这是兽人部族的一次豪赌，在人族鼎力的三代，每一次改朝换代，兽人部族都要选择真正的明君，指望在新朝鼎立后，赐予自己的安居之地不要缩水，不要成为人族的众矢之的。兽族部落，一直偏安于梁州这样的偏僻地方，和巫族交杂生存。再往南方，还有蛮族等不开化的部族。
无论是大夏还是大邑商，对待兽族部落，其实是极尽了分化瓦解之策，甚至有时候御驾亲征，将这支最有威胁性的武装部族，进行有目的的屠戮，或者支持其相互残杀，所以在百濮之地，虽然名义上是有大庸统帅，但也有巴蜀这样的强国，是听调不听宣，甚至可以和大庸相抗衡的。毕竟真正继承兽人也就是变身武士传统的，是巴国这样的白虎之国。庸国，只是上古大巫自成一族，在百濮之地获得名义上的统帅权而已。至于蜀国，更是鳞族和翔族两种文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类似于妖的国度，其民富足而迷信，崇奉享乐又追求长生，所以吸引了更多人族繁衍定居，其国民精灵夭矫，其性格温善又执拗。蜀国妖族传承的典型，就在蜀王一系的传承上面，从蚕丛到鱼凫，都是妖气凛然，又人味十足。不过数千年过去，蜀王血统中的妖族传承已经淡漠的很，因为连上庸城内的大巫，也仅仅剩下一鼎了。</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