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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典籍《容成氏》记载的关于夏桀失去王位的战斗最多：“升自戎（娀）遂，入自北门，立于中途。桀乃逃之鬲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然而所有其它古籍都没有记录商军攻击南巢这最后一场战斗，一般意见以为：夏桀的结局是被流放到南巢国自生自灭。
彭不悔家藏的人族秘典《尹至》有段记载：“夏播民入于水，曰战。帝曰：‘一勿遗’”。大致意思为：夏王朝动员其军队在河畔布阵（应该系古黄河南岸的伊水或洛水），下达了作战命令。夏桀说：“把对面的造反者全都杀干净。”可见夏桀的挣扎还是相当激烈的。根据这种记载，彭族内有长老认为，夏商决战的地域在晋西南一带，比如认为当时的夏都斟鄩位于运城盆地，鸣条即临猗与夏县之间的鸣条岗，鬲山即虞舜耕耘的山西历山，在今永济境内。
然而这种意见无法解释战败后的夏桀如何从晋西南穿越东方的敌战区逃跑到山东的三鬷以及皖南的巢湖地区；此外，彭不悔在和彭无害父子两个人谈论前代王朝兴衰往事的时候，曾经就此交流过，西起沁河下游焦作地区（沁河很可能是当时夏商势力于西南方向的分界线）、东止长垣县的这个商人前哨布局，看上去其攻击的对象应该是黄河以南的洛汴地区而不该是王屋山—中条山以西的运城盆地；更关键的是，晋西南出现的商族活动遗迹，与商汤灭夏的时代不吻合。
元帅自己进行的考古表明，大致对应着夏商相继时代，古中原腹心区域存在三种风格明显的考古文化：它们分别应该代表着夏文化、先商--早商文化和东夷文化。因为伊洛文化被元帅判定为夏文化，晋南地区存在与之在内涵上比较接近的东下冯类型，加上传说中尧舜的统治中心在汾浍流域、大禹承接的是尧舜、史前晋南地区确实有一个叫大夏或西夏的族群或政权（古籍中也称呼晋南为夏墟），以及“夷夏东西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力，所以不少人族古籍研究者判断夏朝（晚期）的王畿可能在运城一带。这种观点在彭族内部也是主流意见之一。然而无论是元帅还是彭不悔，都对此深表怀疑，对于大夏王庭的真正所在地，两个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王庭并不是固定在一处的，根据翔族后裔的天性，必须迁徙才能按翔族人有安全感，这在翔族后裔东夷人建立的王朝所在的都城上，表现的更明显，如果单纯把大夏的都城和曾经的夏墟联系起来，可能就会明晰，上述判断的矛盾很多：
元帅进行的的放射性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一至四期存在的年代，只存在了二百余年，比相传夏朝存在的时间少了一多半，起始时间也晚了很久。
元帅研究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及聚落演化脉络，可以发现偃师二里头遗址在伊洛平原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突兀性，并非源自当地聚落的自然发展，特别是其超大型的规模及庞大的人口很难用正常的聚落成长和人口增殖来解释。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理解上述情况，洛阳盆地出现二里头文化是夏人西迁的结果，则事情要显得顺理成章了很多。
夏朝早期王畿在兖州某地，帝胤甲时西迁并与豫州土著的新砦文化的主人（祝融之裔或许为主力或核心）融为一体，其后夏王国于伊洛之地营造了强盛的新王都（偃师二里头遗址）并嬗变为二里头文化。如此，相比之前已显衰落的河洛地区末期龙山文化的高度繁荣，这些在逻辑上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迅速增加的大量人口也可以归之于兴旺的夏都吸引了周边地区人口的迁徙或移民。
夏朝晚期的王畿以洛阳盆地为中心，势力范围大致上北及沁河下游、东覆郑汴、西抵灵宝-陕县、南至嵩县-栾川。而晋南地区则是因为毗邻夏王国而受到了夏文化的强力辐射，可能与王朝的关系还很融洽；当然也不排除夏人的势力直接前出到运城盆地（由三门峡的茅津渡进入黄河北岸），但这里充其量是边疆而绝对不该是王畿腹地。过去元帅之所以在判断和寻找夏王国遗迹上出现了很多混乱（假定夏朝统治中心一直在河南或晋南地区），导致面临的困惑远远超过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来看主要是将早期夏朝与晚期夏朝搞混淆到一起了，特别是晋南的大夏、西夏或夏墟实际上和夏朝、夏族根本没关系，它指的本是被陶唐氏灭亡的一个当地史前土著族群或政权。
轰轰烈烈的大夏王庭终于消失了最后一面旗帜，新的霸主商汤登临权力舞台。这就是历史的滚滚车流，但说起来，同为东夷大族出身的商汤部族，又为被选作天道的试验品，也要饱尝国破家亡的滋味，是不是会和那些流浪的夏人说些心里话呢。能够表达自己的忏悔呢？
商汤灭夏的革命波澜确实可谓惊天动地，河北、山东与河南三省的诸多地区都被陆续卷入到战争的烽火。商军能够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纵横驰骋，主要原因当在商族拥有强大的武力并建制有成熟的战车部队，而当年的中原各地人口还是相当稀少，方国或酋邦之间多为森林荒野，机动性好且战斗力强的战车部队在远程攻击它国时往往能起到出其不意并无坚不摧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