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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族有位大儒叫做毛公，他热爱诗歌，擅长以诗歌来讽喻实事，在他写的传世经典《诗传》中，以春分玄鸟降、祈于郊禖解释玄鸟生商之说，获得了人族其他大儒的一致赞同。这些腐儒对此点头颔首，觉得有毛公专著在前，已经是勘破了隐藏在上古先世的秘密。这些腐儒并且认为，由此可以推测毛公作《诗传》时，或许还得以见到有关商族起源的更具体的记载。
但是此后人族繁衍日滋，文明昌盛，不但不能顺着前人曲折诡隐之处，继续去探究真相，反而更加粗暴武断，一口咬定是前人在故弄玄虚，实在是造假。这些人族后代大儒，其实倒是挺有勇气和眼光的，不勉强自己接受一种矫揉造作的文明编造史，但他们却没有深思，如果这些前代大儒千方百计保留下来的所为史诗，不是带着一种隐喻，而完全是胡编乱造的话，那么前代大儒为什么那么傻，要如此重视呢，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存在不存在，一种事实，是比人族前代大儒强行解释的更奇妙难言呢，以至于大家宁可把远古的诗歌当成一种譬喻和传说，也不敢去探求事物背后存在的事实。
自东汉以后直到清代，如王充《论衡奇怪篇》、王肃《毛诗驳》、欧阳修《诗本义》、苏洵《喾妃论》、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诗经稗疏》、梁玉绳《史记志疑》等书，都以吞卵而孕解释玄鸟生商之说，从而论定其说怪诞不经和不可信。《论衡奇怪篇》说：“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谢，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世儒学者莫谓不然，如实论之，虚妄言也。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鸟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气也，安能生人?说圣者以为禀天精微之气，故其为有殊绝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鸟、以土，可谓精微乎?今燕之身不过五寸，薏苡之茎不过数尺，二女吞其卵实，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究其思路，则都与《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解释黄帝三百年为“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相类似，在以常理破昏忽隐微。以常理而言，吞卵当然不能使人有孕，这是毫无疑问的。王充等人的弊陋在于他们不能从现代民族学的角度、从图腾标志和祭祀礼俗的方面解释玄鸟生商的史实。所谓图腾，就是相信自己所在的这一社会群体与某一物种(通常为动物)之间存在独特的超自然的关系。在上古时期，图腾标志、祭祀礼俗、族徽和姓氏划分都是部落群体的重要的生存方式。
千年后的人族如何缺乏想象力，将天降玄鸟斥责为怪力乱神，这些事情无论是元帅还是彭不悔，都无法知道，但就元帅和彭不悔共同的考据追溯结果来看，大商最古老的翔族图腾，其实是在其文明传承中一直坚持记忆的，可以说，为了保留这份记忆，大邑商的贤者们煞费苦心，他们希望，天降玄鸟的光辉事迹能够永远流传。
就目前所知，殷商族的玄鸟图腾已经分别由金文和甲骨文的研究中得到了两处确切的证实。一处是在传世的“玄鸟妇壶”中明确见到了“玄鸟妇”三个字的合文，一处是在甲骨文中“王亥”的“亥”字上常常可见一象形的“鸟”字。
玄鸟妇壶最早著录于三清秘藏之《西清古鉴》，称作周妇壶。后又著录于彭祖百珍堂中的《陶斋吉金续录》，称元鸟壶；此后一些人族好考据的大儒也写了一些相关的书简，比如《三代吉金文存》，称玄(右为鸟旁)妇壶；《续殷文存》，称玄妇壶；《鸟书考》及《鸟书考补》、《正补》，称玄妇壶；《金文编》，称玄妇壶。该壶有器有盖，器盖同文，形制瑰玮，纹饰精美。彭不悔判定玄鸟妇壶系商代晚期铜器，其合文格式在与商代晚期金文上限相衔接的中期卜辞的合文中，可以找出同样的例子。认为“玄鸟妇”三字合文是研究商人图腾的惟一珍贵史料，是商代金文中所保留下来的先世玄鸟图腾的残余；三字合文宛然是一幅具体的绘图文字，它象征着拥有此壶的贵族妇人系玄鸟图腾的简狄的后裔是很显明的，这一文献记录已与彭族搜罗到得一些珍宝得到了交验互证。彭不悔曾经高兴地对彭无害说：“《商颂》系春秋时代宋人正考父所作，如果我们能够在地下发掘的史料中得到有关玄鸟和有娀的材料，追究出晚周传说的来历，那才是最理想的呢!”
彭不悔却不知道，他已经摸到了关于上古传说的一条最隐秘的线索，那就是关于王亥的真实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