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东夷人念念不忘的是繁衍后代上面，一直没有法子做到人族那样生育昌盛，翔族衰败，就是生育出现了问题，纯血的后裔越来越难诞生，甚至一些叛逆的翔族，偷偷混杂些人族乃至妖族进行繁衍，结果效果并不好，反而令翔族越来越和人族难以区分，只剩下一些关于古来翔族的传说和规矩。他们越来越迷信这些规矩和传说，以为只有按照祖先的意志行事，才可能获得祖先的保佑，上天的垂怜，从而赐予东夷族真正的翔族血脉，真血之裔。可惜这种追求，在数千年来，带给东夷人的只能是一个又一个的失望，在失望和迷茫中，对这些古老传统和传说的纪念，逐渐成了东夷人新的节日，这其中就有翔族中认为最重要的生育日子，本来是翔族祖先当时繁衍真血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本来需要戒备森严，而且全族上下都非常紧张，丝毫不容许嬉戏玩乐，但东夷族人现在也奉行不悖，只不过将这个日子扭曲成了祈求生育的节日，他们机械地奉行了这一传统，导致本末倒置，这是元帅在考据笔记中着重指出的，由于生产力的不同，确实导致了同样的形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完全相反的内容。这是历史发展的令人着迷的地方。
好事的人族大儒，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对此进行自己的理解和渲染，而翔族的后代子孙，东夷人对此也完全无力还击，在大周建立后，所谓的道德总则颁布天下后，东夷人的一些古老传统，更是被耻于提起，《月令》所记以木铎令于兆民之辞说：“雷将发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其内容也与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祺的生育意图相同。由此，结合《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记述来看，古代仲春二月所要进行的大事，自天子以至平民，都是围绕生育一事展开。而春分之日的测定，即主要是依据玄鸟飞至之日来确定的。
《左传》提到郯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暤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这种说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到郯国，郯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家燕之所以能获得殷商族人的钟爱，除了风姓部族的鸟图腾传统和其为典型的候鸟这主要两点原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说明家燕确实与众不同。
这段历史掌故也被彭不悔研究过，他当时就怀疑，既然如此信任候鸟，那么鳞族肆虐的时候，上古洪水泛滥，大地众多种族又如何解决天时，也就是说，候鸟也会失期，凭什么获取东夷人的信任。但可惜彭不悔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实东夷人自己也说不清楚了，究竟是先有候鸟，后又历法，还是先又历法，还需要靠候鸟来矫正。正恰恰说明了由于翔族本能对日精感知的遗失，一些很鄙陋的补救方式，被以各种歪曲甚至移花接木的手段，被错误地利用起来。历史在这里开始进行了另一条曲线的进展，既然候鸟和种植和历法有关，那么候鸟来临的时候，也是祖先认定的大日子，当然要大肆庆祝起来。可谁又知道，当初翔族先祖辛苦培育卵胞的时候，只是感受到日精最合适的辐射，这才能有利于受孕成泰。和候鸟来不来，又有什么关系呢，倒是很多低端的鸟族，追随翔族，翩翩起舞，非要从天南地北来给自己的小主子庆祝，所以形成了迁徙繁衍的定律。但这恰恰不是因，是果，却被东夷人奉为圭皋，也被人族大儒四处宣扬，以为是上古的遗传，真是可笑的很。
总之，人族大儒认为，殷商民族以玄鸟即家燕为图腾，在风姓部族的鸟图腾信仰传统和于每年春季劝导人们交媾生育并以玄鸟始见作为测定春分的标志等等很多方面，都有充分的根据。关于玄鸟生商有两种很大的误解，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第一，玄鸟的最主要的作用是充当候鸟，而不是充当生殖崇拜物。仅仅由于通过玄鸟所测定的节候恰好是最佳的生育节候，从而使作为图腾标志的玄鸟与殷商民族以生育为目的的高祺联系起来。由此并且可以看出，殷商族人有高祺的祭祀礼仪，主要是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生态规律为依据的，其中确有很大的合理成分。《逸周书时训解》说：“玄鸟不至，妇人不娠。”这是将玄鸟与生育二事最直接地联系起来的一条记载，其中的玄鸟仍应作春分解，而不应作生殖崇拜物解。第二，玄鸟即家燕，古有明训。以家燕始见日测定春分，在物候学上也可得到完全的证实。
不过人族也不是都是这样的蠢货，偏偏有一个大儒，好做反面文章，他在一条卜辞中发现，“于帝史凤二犬”是非常奇怪的记载，他大胆认为凤鸟为天帝的使者，进而认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说的玄鸟为凤，这才是真正接触到了历史的真实，但却被众多主流腐儒们明显忽视了，他们认为依据不足。他们更是认为，东夷人鄙陋，才用观察候鸟的方式补充历法，这样，大邑商的祖先，既然出身东夷，那么自然也是在鄙陋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才符合人族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天命玄鸟，只不过是一种美化，说到底，是靠老天吃饭的商人，更多依靠候鸟来观察农时。他们从来也不会想到，真正的大邑商的开辟者，那个威名赫赫的弃，竟然真的是翔族，而且是真血后裔！</div>